第286章:文章写好,就发我们华农的《农史研究》吧!-《我在北大学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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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的话也没有错。

    作为浙江农大的教授,游修龄必然要为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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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存在,确实改变了学界很多固有的认知。

    然而,游修龄的反驳,其实忽略了丁颖教授在1957的文章《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里面提出来的“著作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的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连接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

    也就是稻作起源“华南说”的最初来源。

    其实,游修龄的文章也有引用丁颖教授这篇文章。

    因为涉及到稻作起源,就势必会涉及到丁颖教授为中国稻作命名之争。

    丁颖教授在这篇文章里面否定了所谓的籼粳只是分别起源于印度和日本的说法,并给籼亚种和粳亚种分别命名为“.及.”

    也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国从此不再称籼稻为印度型,粳稻为曰本型。

    文章很长,根据中国野生稻的地理分布、古籍记载、出土文物以及关于“稻”字的语系等方面的考证,提出稻作起源“华南说”,日本的稻种是由中国传去的。

    澄清了中国栽培稻种来自印度的谬误,并指出中国1800多年前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分类。

    而日本学者加藤,在19世纪20年代把籼稻定名为印度型,把粳稻定名为日本型,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应定名为籼亚种和粳亚种。

    并从生态学的观点指出,栽培稻种都是由我们的祖先野生稻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和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演变而来的。

    对稻种的起源、演变及生态分类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该研究成果,论证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为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生态分类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论文发表后,受到围内外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

    非要说这篇文章,有啥缺点,那就是由于时代的限制。

    出土物不多,没法有效支撑丁颖的学术观点,只能从文献去证明。

    这也留给苏亦补充发挥的空间。

    他就是要从石峡稻作遗存去论述中国稻作起源为“华南说”添砖加瓦。

    其实,现阶段的学者观点,都是支持稻作起源“云贵高原”的说法。

    原因很简单。

    这年头,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就苏亦提及的两三个。

    李昆声以及汪宁生两位先生的文章都还没发呢。

    同样,游修龄旗帜鲜明地支持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的文章也没发。

    但应该不远了。

    因为他跟陈文骅的通信中,对方曾经提及游修龄也对稻作起源的问题感兴趣,准备写相关的文章。

    这一下子,就热闹了。

    热闹归热闹,基础还是要打牢靠。

    游修龄的文章比较浅显易懂,而丁颖教授的文章就晦涩难懂。

    里面有大量的文献,古今中外,全部囊括。

    又因为曾经留学曰本,文章里面引用大量的曰本学者的文章,如果不会曰文,对于这些外国学者的文章只能看译版,难免词不达意,不仅如此,很多文章也没有译版,只能看原文。

    好吧,其实不少原文,苏亦也没有,只能托关系找。

    他从上个学期开始,苦练的日文,终于派上用场了。

    至于英文文献,他几乎上可以流畅阅读。

    丁颖教授的文章涉及的文献太多,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农史文献,因此,在他的文章还特别说明“本篇关于古典的文献和年代方面,得华南农学院图书馆主任梁家勉同志帮助很多,特此感谢。”

    能够被重点提及的先生,肯定是大佬了。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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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勉先生确实大佬,是研究中国农业科学史的先驱之一。

    他不仅是华农第一个农业史硕导,也是国内第一个农业史的硕导。

    这也是为什么华农后来会是国内农业类大学里面唯一仅存硕果拥有历史学硕士点的高校。

    就是从梁家勉先生开始打下来的江山。

    好吧,跟这个有关系,也好像没啥关系。

    前世,华农的历史学硕士点也很晚才能申请下来。

    但想要研究农业考古,就绕不开农业史,或者说,农业考古也算是农业史领域的基本盘。

    其实,梁家勉跟丁颖教授属于师生关系,从中大辍学之后,因为受到丁颖教授的器重,聘请他回中大农院主持图书馆工作,这也给他的农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鉴于丁颖教授的文章晦涩难懂,自己又缺少古籍文献,苏亦只能到华农拜访梁家勉教授。

    奈何他不认识对方,只好通过关系去拜访。

    在省博,他所谓的关系,当然就是杨式挺先生了。

    此前,他写石峡遗址栽培稻遗迹初探的时候,杨先生就曾提议到他去华农拜访梁教授。

    当时,他时间有限,再加上只是浅谈初探之作,不需要那么兴师动众。

    其实,他之前去省粮研所拜访水稻专家钱咏文,顺带在研究所的稻田上插了一天的秧苗之后,钱老师也打算带他去拜访梁家勉先生,当时,他也拒绝了。

    现在,文章越写越深入,不再是游戏之作,就必须要有文献资料去支撑。

    这个方面,不管是省博还是中大,都没有华农有优势,毕竟是专业对口。

    因为历史原因,中大有很多旧址,但最出名的肯定国立中大石牌校区。

    正是因为有石牌校区的存在,周边才聚集了不少的高校跟科研单位。

    到了后世,华工华农已经不用石牌校区这个称呼,大家也习惯性称呼五山校区,唯一跟石牌沾边的反而是华师的石牌校区。

    其实,国立中大石牌校区是按照中山先生的遗嘱,规划的新校区,当年除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外,全部迁入新校舍。

    1938年的时候,校园建设因为日军侵华,被迫中断,期间,校园被作为驻军司令部,建筑一度受到破坏。

    战后,再次扩建。

    可以说,从1932-1949年期间,先后建造了各类建筑和主要构建物182座,其中,农学院、博物馆等15座已规划好的建筑未来得及建造。

    52年,院系调整,中大搬迁到康乐园,石牌校区一分为二,成为华工跟华农的校区。

    院系调整的目的,就是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式的高校体系。

    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人文社会被严重削弱。

    几十年过去,不少人都怀念当年的辉煌,觉得这次院系调整毁坏大量的中国高校。

    毁坏与否,不能简单地照搬高校规模去评判,综合性大学就一定是辉煌?

    君不见后世985/211过后,又开始变成双一流。

    于是,有人把南大、浙大、厦大、武大、中大并成为52年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广东的著名高校,或多或少都跟中大历史渊源。

    比如现在的中山医大,就是曾经中大医学院,当年没搬入新校园,拆分之后,也不需要去康乐园,才有后来中大的北校区。

    而,留在原址的农学院跟工学院,又经过重组成为现在的华工跟华农。

    这俩高校之间,一脉相承,之间的故事就很多了。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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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年,高校合并大浪潮的时候,这俩高校还一度想过要合并,有人调侃说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华南工农大学”,于是,有人不嫌事大,提议把回归地方的南医也并入进来,组成新的“华南工农兵大学”。

    实在觉得这个名字太牛叉了,低调一点换成“华南大学”也行。

    然而,你真这么搞了,中大的面子哪里搁啊?

    石牌校区拆分为两个学校以后,慢慢地就逐渐开始建围墙,为啥建围墙,不得而知

    其实,前世,中大旧址这批近代建筑保护现状并不容乐观。有学者对现存69座历史建筑的调查显示,本体真实性较高的21座,约占总数的30.4%;真实性较差的12座,占17.4%。

    后来,国立中大石牌校区旧址成为省级文保单位后,曾经人有提议,要把两个学校之间的围墙拆除,恢复国立中大的“钟型”校区,这事,最终不了不了。

    两个学校经过各自的扩建,围墙都有好几千米了,甚至,好些华工的学生在工农路走的时候,都分不清隔壁的建筑物,不是自家大学的。

    有过实地考察长春吉大以及各大高校满洲式建筑的经验,苏亦到华农的时候,就忍不住重操旧业。

    目前为止,他已经完成北大燕园的文物勘察工作,再加上之前的长春各大高校,回到广州,他正好可以继续这件事。

    之前,在中大,他就把康乐园的民国建筑也弄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轮到国立中大石牌校区。

    这些高校近代建筑的保护,现在,国内普遍不重视,后来有条件,才慢慢提上日程。

    除在北大,苏亦能身体力行的去呼吁师生重视燕园文物的保护外,其他高校,他也没法呼吁其师生去保护这些近代建筑,因为客观条件真的不允许。

    但,在它们还没有被严重破坏的时候,对这些建筑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勘察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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